文/星空婉儿

《春秋战国》是日本东洋历史学家贝塚茂树的一本代表作，该作者致力于研究甲骨文、金文等史料，结合现存的文献，用严谨的态度整理将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小事件整体成《春秋战国》一书。

书中涉及的史料十分广泛，内容涵盖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形态等各个方面。事件安排上，以时间为序，这样显得脉络清晰，帮助读者梳理和理解。

春秋战国时期，是我国史上最动荡的时期，也是中华文明发展最迅速的一个时期。可以说这是最乱的时代，也是最好的时代。在这个时代，历史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士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，知识分子开始大放异彩，百家争鸣的局面由此形成。

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·雅斯贝尔斯在《历史的起源与目标》一书中，第一次把公元前年前后同时出现在中国、西方和印度等地区的人类文化突破现象称之为“轴心时代”（Axial Period）。

这正是我们的春秋战国时期，此时的中国，诞生了孔子、孟子、老子等一批优秀的教育家，形成儒家、道家等一系列学派，中国哲学开始兴起，教育家与政治家开始结合，他们对当时的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，是新旧交替的过度时期。旧的奴隶制度分崩瓦解，开始荡然无存，新的制度与文化开始酝酿。

尽管我们经常把春秋战国放在一起讨论，但是这两个时期其实有着本质的区别。就像王夫之所说的那样：“战国者，古今一大变革之会也”。

政治：从世卿世禄制到官僚制度的变迁

《诗经·小雅·北山》中记载：西周时期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。

也就是说周天子“天下共主”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。周王朝所建立的制度与文化对春秋时代的人们影响深远。

春秋时期政治上所奉行的是世卿世禄制。所谓“世卿”，就是天子或诸侯国下的贵族所拥有的官职，可以世世代代、父死子承，这样连任下去。换句话说，贵族永远是贵族，不管孩子有多糟糕，都可以直接继承父亲的高官。

“禄”就是指钱财的意思。我们有个成语叫“高官厚禄”，就是指职位高，待遇优厚。所谓“世禄”，就是祖辈所积累的钱财、土地的税收等都可以世代传承，子承父业。

在春秋时期，实行的便是这种世卿世禄的制度，阶层固化严重，普通平民很难改变自己的现状。即便是春秋末期的孔子，其父也是士阶层的官员。

一、春秋：尊王攘夷

此时的周天子虽然式微了，但是名义上仍是各诸侯国的王，地位高于齐、晋、秦、楚等诸侯国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各国霸主，先后打出了“尊王攘夷”的旗帜，“尊王攘夷”就是指尊奉周王为中原之主，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。作为“春秋五霸”之首的齐桓公，他也是受天子之命成为霸主，替天子率领诸侯去抵御戎、狄或楚国的入侵，保护中原。

到了春秋末期，封建制度开始崩溃，各国为了土地，肆意地发起战争，贵族内部对土地也开始争夺，就如同现代人抢着分割财产一般。土地任意地被交换与买卖，此时的贵族制度已经无法维持了。

二、界限：三家分晋

春秋与战国的一个分水岭便是“三家分晋”和“田氏代齐”事件。晋阳之战使得晋室越来越衰败，晋国基本被赵、韩、魏所占；齐国的吕氏政权经历了齐桓公等九代国君后，被田氏所取代，由此拉开了战国的序幕。

徐中舒先生曾说：“孔子没后，三家分晋，田氏代齐，这是霸主时代存亡绝祀所绝对不能容忍的事。这是封建社会君主等级制开始崩溃的信号。”

如果说春秋时期大家还是在“周礼”的外衣下发动战争，而到了战国便撕下了这层外衣，为了利益进行赤裸裸的战争。这时候完全“礼崩乐坏”，其中“三家分晋”和“田氏代齐”便是一个开端。

三、战国：军功爵制

春秋时的世卿世禄制再难维持，开始转变为战国时的官僚制度。

所谓“官僚制度”，就是指用军功爵制取代世卿世禄制。所谓“军功爵制”，就是指凡是建立军功的人，不管出生如何，按照军功的大小可以享受爵禄。而那些没有军功的宗室贵族，将失去世袭的特权，取消爵位。

军功爵制出现的第一个原因便是法家的盛行。

军功爵制在秦国实施地最为彻底。秦国地处偏远，经济不发达，所以根基不稳，贵族势力较弱。这一缺点反而成全了秦国，秦国率先在全国推行法家的政策，历史上著名的“商鞅变法”大力推动了秦国的发展。

商鞅变法中明确规定：无论地位高低，战争的赏罚以敌人的首级计算。也就是说，军功越大，得到了官职越大。同时规定，宗室王族如果没有军功不列入王族籍册，没有功绩，虽为富人也不能享受奢华的生活。

军功爵制出现的另一个原因便是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。

在春秋时期，国君会将土地等赐给有功之人或者本族之人，获得分封的土地可以世代继承，也就是说土地是世袭的。战国时期开始出现郡县制，将都邑称之为“县”，由中央直接管辖，并由皇帝任免郡守或县令进行管理，不可以世袭。

所谓县，在古代是“悬”字，表示“从属”的意思，即从属于中央。而“郡”则是“群”字，也就是统辖几个县的群。郡县制打破了土地世袭制，为军功爵制提供了物质基础。

从春秋到战国，政治上实现了由世卿世禄制到官僚制度的历史变迁。世袭制度被取代，庶民地位得到上升。

文化：从公学到私学的变迁

从夏商周开始，教育一直是“学在官府”，官师是合一的。师氏、大司乐、乐师等都是国家官员，同时担任各级学习的老师。同时，政教也是合一的。学校既是施教的场所，也是进行政治活动的宫廷。

此时的学术和教育都是被王宫及各级政府所把持的，民间没有学校，普通庶民也无法进行学习。即所谓的“礼不下庶人”。

“学在官府”的主要原因是只有官府有书本、有乐器、有学校，而民间缺乏这些。最开始官府采用的“乐教”，用音乐来教化人民，后来演变为“诗教”，通过诗词歌赋来教化人民。

随着贵族制度的没落，周天子权势下降，“学在官府”开始演变为“学在四夷”。官府的学术散落到东夷、西戎、南蛮、北狄所处之地。

曾经的官吏（老师）因为国家没落而到各诸侯国去谋取出路，而各诸侯国也需要这类人为他们提供服务，因此产生了“士”这个阶层。

为了争权夺利、称霸天下，各诸侯国养士风气盛行。因为“邦无定交，士无定主”，有能力的“士”随时有可能放弃前主，另栖良枝，所以士的身价越来越高。大家纷纷去“从师”，慢慢地，私学便开始盛行了。

到了春秋末期，孔子打破了“学在官府”的格局，办立私学，招收普通庶民为弟子，给了平民百姓学习的机会。

战国的社会环境以及私学的盛行导致了大家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。

一、从重义到重利的变迁

春秋时期，“礼”被看作是治国的根本。人们推崇“仁”“义”“礼”“智”“信”，即便是春秋末期的一代圣人孔子，也用尽毕生之力呼吁重建周公创建的周文化，孔子所说的“克己复礼为仁”中的“礼”便是指西周之礼。

从西周到春秋末期，大家谈到的“利”一般都是指“公利”，即国家的利益、人民的利益、社稷的利益，而不是个人的利益。此时的“利”相当于“义”的结果。所谓“义以生利”便是这个道理。

春秋时的重义主要表现为要尽心为天子做事，为天子解忧。

《春秋》中记载，公元前年，周王室发生内乱，襄王派人去向晋求救。

狐偃对晋侯说：“求诸侯，莫如勤王。诸侯信之，且大义也。继文之业，而信宣于诸侯，今为可矣。”

晋侯听取了狐偃的建议，侍奉周天子回到王城。也就是说，对于国家而言，要帮助天子才是“大义”。

到了战国，从国家到百姓，从集体到个人，做事的出发点便变成了“利益”。所谓“重利”，就是把能否获得“利”作为判断的标准。

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壤壤，皆为利往”，这是战国时期的真实的写照。

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中记载，梁惠王见到孟子的第一句话就是关于“利”。原文如下：

孟子见梁惠王。王曰：“叟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王曰‘何以利吾国’，大夫曰‘何以利吾家’，士庶人曰‘何以利吾身’。”

意识是“老先生，您不愿千里来到这里，一定是有对我的国家有利的高见吧？”

孟子回答说：“大王说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，大夫说怎样使我的家庭有利，普通人说怎样使我自身获利”。

著名纵横家苏秦，最开始穷困潦倒，“妻不以为夫，嫂不以为叔，父母不以为子”，他的所有家人都嫌弃他。等到他手握六国相印衣锦还乡时，此时父母诚惶诚恐，亲人在他面前卑躬屈膝。血浓于水的亲情都抵不过“重利”的价值取向。

战国时期，大到国家邦交，小到人际关系，都表现出利益至上的价值观。

从春秋到战国，人们的价值观从“重义”演变为“重利”。

二、从重信到重计的变迁

春秋时期，“信”被人们公认为是国家的宝物，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，就必须“重信”。

“宋襄之仁”的故事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。宋襄公因为受辱而暴怒，入侵了郑国。此时郑国向楚国求救，楚军与宋军在泓水对峙。

楚军打算渡水进攻的时候，宋襄公的左师目夷说：“敌军众多，趁他们还没全部渡过泓水，请攻击他们。”宋襄公没有同意。

等到楚军全部渡河，但还没摆好阵势，目夷再次建议出击，宋襄公依旧拒绝了。最后宋襄公受人指责时，他说：“敌军还没摆好阵势，趁机攻打，这不是君子所为。”

面对如此紧急的情况，宋襄公依旧遵守战争规则，坚守心中的“道义”。到了战国时期，外交由春秋时的“信义外交”演变成了“谋略外交”。

刘向曾说：“孟子、孙卿儒术之士，弃捐于世；而游说权谋之徒，见贵于俗。”

到了战国，像孟子这样的儒家代表并不受欢迎，那些阴谋家、纵横家受到各诸侯的待见。

最典型的便是纵横家苏秦与张仪，他们凭借三寸不烂之舌，宣扬自己“合纵”或“连横”的思想，最终官居高位，深得各王的欢心。

比如张仪欺骗楚怀王事件。秦国想要攻打齐国，但是此时齐国与楚国为同盟国，于是派张仪去楚国破坏同盟。

张仪对楚怀王说：“秦国愿献出里封地，并让秦国公主服侍大王您左右，秦楚联姻，结为兄弟。”

楚王一听非常开心，撕毁了与齐国的同盟。可是等到真正让秦国献出封地时，张仪说：“我有秦王赐给的6里封地，愿意把它献给楚王您。”

从里变成6里，明显是背信弃义的行为。可此时的楚国如果与秦国单打独斗，并非秦国对手。

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中说：“春秋时，犹尊礼重信，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。”

显然，到了战国时期，大到邦国之交，小到个人交往，都不再“重信”，而是“重计”。只要能达到目的，哪怕不择手段，似乎也无可厚非。背信弃义在战国时期是常态。

结语

《春秋战国》这本书内容全面且严谨，语言通俗且幽默，观点独到不偏颇，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全面的春秋战国的画面。尽管我们把春秋战国放在一起谈论，但是其中发生了从世卿世禄制到官僚制度的变迁、从公学到私学的变迁、从重义到重利的变迁、从重信到重计的变迁等历史变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