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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I姚建林 字数

那一次父亲休假回来，农场照相馆的师傅下乡来照相，大人们争相让照相师给自家的孩子拍照留念。那一年我7岁，弟弟5岁，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照相。照相的地点在靠近公路的我家的茶园里，母亲已经提前告诉我们一会儿要照相的，等到要照相时，却找不到我的人影了，那时我正跟邻居家的孩子在茶园里躲猫猫呢，把照相的事早忘到了九霄云外。

等到父亲好不容易找到我时，他嘴里骂骂咧咧的，揍了我一顿，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了父亲的严厉。我和弟弟坐在我家的那辆红旗牌自行车上，我手里举着母亲递给我的一束茶花，配合照相师完成了那张合影。许多年后，我依然还见过那张黑白的老照片，坐在前面的弟弟皮肤白皙，一脸灿烂的笑容；而后面的我因为挨了打，嘴巴噘着，皮肤黝黑，一脸哀慽。

父亲是一个大家庭里的老大，爷爷奶奶生了七个孩子，家大口多，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维持一大家子人的吃穿用度很不容易。父亲十几岁的时候就辍了学，跟着爷爷在家做农活、养牛、放鸭子。后来结婚以后，在家族中一位长辈的带领下，父亲和母亲背井离乡，来到离开家乡多公里的农场谋生。

一切都白手起家，家里的居住条件非常简陋。母亲在生产队里挣工分，后来又去队里养猪，整天忙得不可开交。父亲跟着一位亲戚养鸭子，后来农场里建工厂招工，父亲去工厂里当了一名工人。再后来父亲的工厂搬进了县城里，我上高中之前，母亲带着我和弟弟们一直待在农场里。

父亲是勤劳的，很好地继承了爷爷和奶奶基因，这俨然也是他那一代人共同的优良品质。小时候父亲吃过不少苦，这也锻炼了他吃苦耐劳的品质。虽然后来当了工人，但农田里的活，耕犁打耙，他样样在行。他挥舞着牛鞭，拖着笨重的犁铧，将土地翻起一道道沟壑。他挥舞着镰刀，水稻在他身后倒伏下一片。

父亲制作了搭网，两根竹篙在空中画出一道弧线，搭网抛洒入湖，他迅速地将竹篙的底部顶在腹部，用力往上提拉，网子里便拉上来一些活蹦乱跳的小鱼小虾。许多个月朗星稀的晚上，我就跟着父亲一起去湖里捕鱼，这也使得一家人有了难得的打牙祭的机会，餐桌上多了一道美味。

父亲不定期从城里回来，特别在家里农忙的时候，他会帮助母亲干些农活。每次回来，他也不忘给孩子们带些零嘴，在邻家的小伙伴眼里，他们对我投来的是羡慕的眼光，我知道这也是因为我有一个在城里当工人的父亲。

我六岁那年，家里买了辆自行车，在那个年代，谁家有辆自行车就像现在家里有辆小轿车一样珍贵。逢年过节，我偶尔会坐着父亲的自行车去农场的场部逛街，那是我感到最惬意的时刻。更多的时候，父亲会骑着自行车，带上两条蛇皮袋或麻袋去周围的公社买糠。糠是肥猪必备的饲料，我们家里养了猪，家里的饲料供应不足，每次父亲都要不辞劳苦地去购糠。购糠回来，两只沉甸甸的袋子挂在自行车架的两边，父亲吃力地踩着脚踏板，汗水将衣服洇湿了一大片。

八十年代中期，湾子里开始有人家买了黑白电视机，夏天的晚上，那些人家就把电视机搬到门外，吸引了左邻右舍的人们前去观看。有一次父亲回来说，咱家也买台电视机吧！母亲刚开始有些舍不得，要知道一台电视机的价钱得父亲好几个月的工资来对付呢。父亲说，这些大件早晚是要制的，再说别人都有了，咱家也不能显得太落后不是？

不久，我们家就添了一台“凯歌”牌电视机，父亲说那是托到上海出差的同事买的，价格也要优惠一些。我们欢呼雀跃，终于不用再到别人家蹭电视看了，孩子们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，我们也为父亲的这一决策而感到自豪。

父亲喜欢热闹。他总是将家里的那台收音机的音量开得老高，听楚剧或湖北大鼓，那咿咿呀呀的唱调和张明智抑扬顿挫的声音传出来，他便显得兴奋。至于人家具体唱的什么，说的什么，父亲并不太关心，他只是歆享那种氛围。母亲有时也说，你爸爸看电视也就三分钟的热情，再好的剧他也看不上瘾。别人看剧掉泪，他呀，看剧打瞌睡。父亲不以为意，直到晚年，他依然保留着他的这一独特“习惯”，怡然自得，乐在其中。

更多的时候，父亲会将家里的包菜拿到公社里去换粉。说也奇怪，那时候公社的社员普遍不会种包菜，他们种的包菜要么不卷心，要么个儿很小，而不像农场人种的包菜，又大又紧实。父亲骑车行走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，那一代的村落他已经很熟悉了，有一个叫八湘的湾子，人口有几百户。

与那些村民打交道，父亲毫无违和感，那是他熟悉的乡野的味道，他仿佛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。一切都是那么自然，带着人间烟火的气息。在那些社员的眼里，他来自外边神秘的世界，带着一股清新的气息，像一颗石子掉入一汪深潭之中，打破了湾子的宁静，激起层层的涟漪。

父亲擦拭着额头上的汗珠，一边与社员们讨价还价，一边将用麻绳扎紧了袋口的粉缚在自行车的后座上。他向他们讨碗水喝，乡亲不吝从他们家的水缸里舀上一葫芦瓢清水，他“咕噜咕噜”地喝着，那么的酣畅淋漓。他想到家里的年猪今年或许能卖个好价钱，孩子们也能添身新衣服，他便有了一种不辱使命，如释重负的感觉。

他骑着自行车满载而归，心情惬意无比，甚至嘴里要哼着歌子了。他双手撑着车把，双腿更加有力地蹬踏，生活总在向前，这点苦累跟从前简直不值一提。

父亲的思绪回到了从前。他只上过小学，知道一些简单的算术，能够写清自己的名字，所以那些书里的知识对他来说实在诘屈聱牙，晦涩难懂。爷爷说，老大，你出来帮家里干活吧，弟妹们都还要读书呢，我和你娘实在供不起呀！读书要有命，这样家里的负担也要轻一些。

既然爷爷已有这样的打算，父亲还能说什么呢？他理解家里的苦处，默默地辍学回家，不管前程怎样，他也没什么可抱怨的。他很快学会了做一些简单的农活，到山上砍柴，到水里摸螺蛳、拾蚌壳。山上的巴茅郁郁青青，他用镰刀割巴茅的时候，不留神巴茅叶便割破了手指，鲜血直流。

那一年冬天，他去藕塘里挖藕，赤裸着双脚陷进污泥里，冻得牙齿直哆嗦。浑身发烧，一条腿疼得厉害，由此大病一场。等到慢慢痊愈的时候，那条腿明显地枯瘦了许多，在此之前，他还一直担心自己是否会落下残疾。

他到城里上班以后，那时的交通很不方便。为了省钱，他沿着富河大堤骑行里路，赶回位于农场的家里。尽管一路有些疲惫，他并不感到怎样的愁苦，把那些痛苦与不快像蛛丝一样抹去。

在小工厂里，父亲从事的是机修的工作，维修安装自来水管道，切割、焊接，这些都是他的工作内容。对工作他极认真，精益求精。在同事们眼里，他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，尽管有时也会发脾气。

小工厂的周围有一户村庄，因为帮忙在村里安装自来水管，父亲跟那些村民都混得熟识起来。家里的自来水坏了，村民们都来找他，他从不推脱，乐于帮助他们。作为感谢，村民们常常送给他一些土特产，抑或留他在家里吃饭。他是一个很随和的人，乐于与村民们交朋友。村民们见了他，脸上挂上笑，姚师傅长姚师傅短的叫着，很是亲热。

作为厂子里元老级的师傅，对于一些人损公肥私的做派，父亲深恶痛绝，毫不客气地予以抨击。那些人对他“多管闲事”，恨得牙根痒痒，可终究自觉理亏，在较量中慑于他的威猛，变得偃旗息鼓了。他工作有自己的方法与原则，不容别人置喙。他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气度，一件事情做便做了，哪怕并不完美，也从不后悔与气馁，他担负起自己肩上应有的责任。

大壮原先在农村给人卜占算卦，也耕地种些粮食，在一个远房亲戚的关照下，他进厂当了一名工人，分在了机修车间。大壮年纪有些大了，再要学技术，老实说有点难为他。没办法，一切只能从头学了。主任找到我父亲，对他说，大壮以后就交给你了，让他好好跟你学学吧！

大壮的情况父亲之前曾听说过一些，这样的关系户父亲有些看不上，可是现在主任开口了，父亲心里虽然有些不愿意，可嘴上却没说什么，算是默许了收下大壮这个徒弟。大壮干活真的有些笨手笨脚，父亲见了只是摇头。有时大壮活儿没干好，父亲会毫不客气地当众剋他，有时把大壮弄得满脸通红。

我母亲知道这个情况常常劝父亲说，你那声气真难看，不要当众吼人家嘛，谁还不要个脸呢？人家来工厂上班也不容易，十根手指还有长短呢！父亲说，这能怨我吗？他连螺丝的顺反也弄不明白，跟我一起干活，只混日子可不成！母亲白了父亲一眼说，就你了不起？看把你能的！

后来父亲又收了个年轻的女徒弟，女子勤快也很好学，父亲教得也耐心而认真。徒弟对师傅很尊敬，每逢春节她还会给师傅拜年。说也奇怪，脾气一向火爆的父亲却很少冲这位徒发火。

中考以后，我没能考上重点高中，只好留在农场的普通高中里继续就读。那时农场的高中已处在没落的边缘，师资力量严重缺乏，而且生源也不太充足，高一新生不过三十来人的样子，也不存在高二高三班级。用邻居家大一点的孩子的话说，上高中不过就是混张文凭罢了，根本学不到什么东西。我的心灰暗到了极点，我的未来美好之路的梦想其实早已破灭了，在这样一个班级里，我很是郁闷，整个人处在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中。

我不想在这样一所高中里混下去，我还想考大学，而待在这里根本看不到希望。我的同学当中，家里有一点背景的都陆续转了学，可我也只有羡慕的份。父亲回来，知道了我的想法，他说，如果你真的想读下去，咱们也托关系转到别的学校去读吧！我喜出望外，可是又有点不相信父亲的话，他一介平民能有什么关系呢？

但是父亲终究兑现了他的承诺，好消息很快传来：我可以转到县城里的高中去就读了。那虽然也是一所普通高中，可是学校的规模大了许多，仅高一年级就有4个班，多名学生。在新的校园里，我的眼界大开。很快，我得知农场中学我们高一那个班面临着办不下去的窘境，我暗暗庆幸父亲为我做出的选择。

在父亲朋友的帮助下，高一下学期，我顺利进入了城关的一所高中就读。由于离家较远，我和许多从下面乡镇来城里读书的学生一样，成了一名寄宿生。那时候母亲依然在农场，只是已经不再种地，她去修配厂当了一名工人。父亲呢，他依然在县城附近的那家工厂里上班，和母亲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。至于一家人两年以后团聚在一起，那是后话。我来城里读书以后，离父亲更近了。

每个星期天放假，住读生们大多要回家一趟，从家里带些钱粮或咸菜。我自然也不例外，工厂里有到县城的通勤车，为职工子弟的上下学提供了方便。每个星期，我会从父亲那里拿到元钱的生活费。家里的开销大，一家人的吃穿用度，哪里都得花钱，我们几个兄弟念书，家里的负担已经够重，因此我的那点生活费也是父亲计划好了的，没有多余的闲钱。

在单身宿舍里，父亲在门前支起一副炉灶，一个人煮饭炒菜。用他的话说，这样总比在食堂里买吃节省一些，而且自己做的饭菜也更合口味一些。紧张的工作之余，父亲会在宿舍周围开辟出一块荒地，种上些时令蔬菜。他甚至还会买些小鸡回来喂养，为着将来能够多捡鸡蛋，贴补一些家用。

我从小体质较差，身体偏瘦，青春期的我看上去瘦哩吧唧，黑不溜秋的，长期的住校生活更加剧了外人对我的这种印象。像许多父母一样，父亲希望利用每个星期我回来的这一天改善一下我的伙食，他会提前炖好排骨汤，等着我回来。

我与父亲的交流很少，过去的许多年，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外边，他给我的印象是严厉的。我这个大儿子在他心目中或许达不到他的期望值，总是应该受到苛责的，给我的感觉他平时对孩子们并没有好言语，我悲哀地发现，我们之间似乎隔着一道天然的鸿沟。作为父亲，他对我有着殷切的希望，大多数时候又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无奈。

十七岁的我是敏感的，父亲的严厉给我一种错觉，让我对他充满警惕与敌意，我的逆反心理像弹簧一样，越发强烈。母亲觉察到了我的这种心理，她不止一次对我们说：“你们不要埋怨你父亲，他就是看起来凶，其实心地是好的。我跟了他那么多年，还不清楚？好话到了他嘴里都会变调！”是呀，我能说什么呢？在自己的父亲面前，孩子总是卑微的。

他看着我把一碗汤喝下去，仿佛往我身体里注入了希望，觉得马上就能看到成效一般。临了他问：“这星期的钱又用完了吧？”我表示肯定。他抬高了声音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元的钞票，有些不情愿地递给我并发牢骚说：“总在花钱，万一读书读不来，跟老子早点出来上班。”我接过钞票，如芒在背，心里隐隐感到一种压力。

我走到门外，看到门前不远高高矗立的水塔发呆。父亲也走到门外，嘴里发出一阵“哆咯咯”的吆喝，一边在地下撒了几把谷子。一群半大的鸡急促地跑来，很快在地上贪婪地啄开了。这时候一个烫着卷发的时髦女人从门前走过，她瞟了一眼我，高声大嗓地对父亲说：“姚师傅哟，人都养不好，还养什么鸡呀？”

父亲有些尴尬地一笑并没有搭讪，而我的脸却一下红了。那女人与我们住在同一排房子，她男人是位副厂长。那一刻，我的自尊仿佛被人摔到了地上，狠狠地践踏。那位养尊处优的女人见到瘦骨嶙峋的我，是有一种居高临下、从容不迫的心理优势的。我在心里暗怪这女人多事，养不好人就不能养鸡，这是什么逻辑？然而父亲的沉默更加让我感到自卑与自责，儿子给他丢脸了。

我高中毕业那年，父亲在单位分到一套房子，一家人终于团聚在了一起。母亲从农场搬过来，慢慢在父亲的厂子里找到了活儿，这是她梦寐以求的事，如今愿望终于实现，怎不让她欣慰呢？

房子虽然不大，一家人挨挨挤挤的倒也能住下去。父亲在房前种了树，又在屋后开辟了家园子，种上时令的蔬菜，倒也节省了不少的开支。清晨即起，洒扫庭除，这俨然是父亲的习惯。他拿起一把扫帚，将门前的树叶和尘土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有时连邻居门前和公共大路的卫生也一并打扫了。他将那些枯树叶扫在灰坑里，用火点燃了，他一边吸着烟，一边看着那些窜起的火苗，发出毕毕剥剥的声响。

柴火烧过的灰烬是难得的肥料，这都是可以利用的。父亲保持着他一贯勤劳的作风，老也闲不住。可是母亲却觉得父亲过度挥霍了他的热情，“尽做些不当做的事”。她有时会说：“你歇歇不行吗？大路上的杂草和树叶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”父亲对此置若罔闻，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乎？他安然歆享着属于他的快乐。

父亲要做一件事情，他是坚毅的，果敢的，哪怕这件事情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。每次回农场，他会将家里水缸的水担满。邻居董妈儿女不在身边，父亲也会上她家里帮忙担水劈柴，这不仅仅只是因为老人曾经照看过年幼的我，他出于一种回报的感恩之心。在他的骨子里，他觉得老人是需要帮助的。

熟悉的人大多知道父亲在工厂里上班，从事机修的工作，是一名熟练的管道工。村民们谁家要是安个自来水管或是家里的水管坏了，铁锅的手柄脱了或是洋瓷盆上多了个砂眼，他们便会找到父亲帮忙维修。每次父亲都很爽快地答应人家，他觉得这一切天经地义。

弟弟在城里上初一的那一年，有一天父亲忽然接到班主任的通知，让他去学校里一趟。接到电话后，父亲有些惴惴不安，过去他很少去学校里开家长会，因而很少与老师打交道。老师打电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心里隐隐有一丝惶恐，预感到儿子一定是在学校又闯了什么祸，这才让家长去学校配合教育。

那天他特意请了假，风风火火便赶到了学校。他的预感不错，一见面，年轻的班主任就对他说：“你儿子太调皮了，竟然在学校宿舍里玩火，差点将房子点着了。这可怎么成呢？再这么下去，我看他书也不用读了，你直接把他领回家吧！”

父亲有些意外，他陪着笑脸连声说对不起。他说：“这孩子平时一直挺温顺的，一时糊涂才犯下这样的错误，老师您一定要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，千万不能赶他走呀！小小年纪如果不读书可就毁了。”

班主任说：“我们找你来也是希望你对子女的教育引起重视，成绩差点不要紧，思想道德水平可要提升呀，不成材也要成人嘛！”父亲听了，一个劲地点头称是。班主任便让父亲将弟弟领回家去，好好反省，写了检查再来学校。

父亲有些灰头土脸，他黑着脸问弟弟到底怎么回事。弟弟便说，那天上午放学回来有同学觉得肚子饿，几个人便邀着去了附近的农民地里掰了几根玉米，拿回寝室生柴火烤着吃。几个人正烤着玉米的时候，忽然有同学说老师来了。大家便手忙脚乱地将火扑灭了，弟弟将一只烂拖把上的火苗踩熄了，担心老师发现，随手将拖把扔到了寝室上面的扣板上。没想到的是，那拖把上的火星并没有熄尽，半个小时以后竟将扣板烧着了。好在大家及时发现将火扑灭，避免了一起火灾事故的发生。

父亲听了只是摇头，他叹息说：“肚子再怎么饿，你也不能去偷摘别人的玉米呀？我从小是怎么教育你们的，偷盗是最可耻的事情。偷玉米已经错了，又差点引发火灾，你真是太令人失望了。”弟弟低着头，表示以后再也不敢了。父亲看着他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。

我爷爷一共兄弟三个，爷爷排行老二。老三也就是我们的三叔公，早年一直生活在农场，父亲最早就是跟着他走出了黄冈老家。大叔公是个聋哑人，终身未娶，孤身一人。家族里的长辈看他可怜，就把我父亲过继给大叔公。大叔公后来一直跟我们生活直至去世。

叔公虽然不会说话，但却极聪明，与人交流的时候，摆弄一下手势，那意思他就明白了。他是一位种庄稼的好把式，田间地头的活儿样样在行。他是一位好劳力，给家里挣了不少工分。叔公辛勤的劳作，分担了家里不少的负担。

叔公的另外一个身份是一名屠户，他伏猪的技艺高超，逢年过节十里八乡的村民总是争相请他去家里伏猪，作为回报，一两斤猪肉就是对叔公的酬劳。每一次从外边提回猪肉的时候，叔公的脸上便是一脸自豪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这每每丰富了我家的餐桌，孩子们免不了美美地饕餮一顿。

后来叔公年纪大了，伏猪便有些力不从心。在耳濡目染中，父亲时时给叔公打下手，慢慢地对屠宰的一些技巧也运用得娴熟自如。叔公与父亲、母亲及我们一家人的关系相处融洽，父亲虽然有时高声大嗓地同叔公交流，但心里对叔公还是比较尊重的。家里有什么好吃的，都少不了叔公一份。过年的时候，在给孩子们添置新衣的时候，母亲也总不忘给叔公也添置一套。

我的脾气其实也很倔，母亲说这一点随了父亲，不是一般人不进一家门呢。人最难得的是善于自我批评，有自知之明。可惜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只习惯于拿镜子照别人，而对于自己身上的毛病则浑然不觉。对我来说，有的话说出口了，有的事情做过了，回过头来马上就感到后悔，而嘴巴上呢，却并不屈服，正所谓“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”，说的大约就是这个道理吧。

有一回在家里吃饭的时候，不知为什么，父亲又剋了我一顿，我觉得委屈，马上条件反射般怼了他。我的犟嘴大约大大出乎父亲的意料之外，也忤逆了他作为长辈的权威，这让他大为光火，他几乎咆哮着怒骂起来，拎起屁股下的板凳就向我砸过来。我头一偏，躲过了，父亲的举动俨然激起了我心中强烈的抗拒，那一刻，我非但没感觉到自己的错误，反而有一种视死如归、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。

母亲从中做了调和，劝退了暴怒的父亲，也让我一下冷静下来。一场暴风雨过后，一下又雨过天晴。毕竟是一家人，父子之间不记仇，那份不愉快的情绪很快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烟消云散，一切归于平静，一切似乎都未发生。母亲说：“你父亲就是犟脾气，脾气一过就没事了，你们要理解他，不要跟他硬顶！”

在家庭教育中，父亲很少跟我们谈心，在他的认知里，他给我们划定了一些条条框框，如果有谁越过雷池一步，就必然会遭到他的斥责。有一次，也是在我们一家人吃饭的时候，邻居曾姨忽然来到我们家，见到正吃饭的弟弟，她笑着说：“老三吃饭也是这么霸气！”

父亲瞅了一眼弟弟，马上批评他说：“站有站相，吃有吃相，你吃个饭趴在桌子上算怎么回事呢？”弟弟马上伸直了腰，暗暗吐了个舌头。曾姨乐呵呵地笑开了，女人看热闹不嫌事大，接着神补刀又来了一句：“还是老大表现的好呀！”父亲又看了一眼我，马上接过曾姨的话茬说：“他这好什么呀？——吃饭还跷着腿。”我一听马上下意识地把架着的左腿放了下来。这一下一旁的曾姨更是咯咯笑不停了。

父亲没有什么业余爱好。一家人在家里看电视，动人的剧情常常让母亲掉泪，再好的电视剧也让父亲提不起精神来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他也在津津有味地看剧，不想他却在打盹，甚至旁若无人地打起鼾来，这实在是大煞风景了。他喜欢听楚剧和黄梅戏，不管戏文的内容如何，只要听到那咿咿呀呀的唱腔，他便觉得非常惬意。

父亲唯一的爱好是耍牌，或是玩扑克，或是打麻将。既然耍牌，自然跟赌沾边，他信奉“大赌伤身，小赌怡情”。大赌自然是不可能的，家里也没那条件。可是小赌就不好说了，闲暇之余，同事抑或朋友之间聚在一起凑个乐子，以小钱为赌注是常有的事。

最初母亲是反对父亲耍牌的，严格控制了他的零花钱。有时某个月父亲把那点零花钱输光了，便又腆着脸问母亲要，母亲做势不给。父亲便生闷气，母亲也只得屈服了，嘴里却仍然告诫他，好自为之。父亲上班工作辛苦，下班也就那点爱好，久而久之，母亲也听之任之，懒得再去干涉父亲耍牌了。

然而有一次父亲因为耍牌却惹来了祸殃。那个年月，有一阵子社会上对于赌博之风是严厉打击的。下面有些人上纲上线，拿着鸡毛当令箭，更有甚者怀着一己之私，四处抓赌。有一天晚上，一个治安员带着几个人闯到了小厂的宿舍区，不由分说就将几个耍牌的人抓住了，不幸的是这其中就有父亲。

按理说同事之间耍点小牌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，所谓涉赌的金额完全不值一提。那位治安员蛮横不讲理，执意要将几个人带走，关上一晚，企图第二天让家属拿钱来取人。在他的恐吓之下，几个耍牌的人既感无辜又觉无奈，“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”，也只能听之任之，由其摆布了。

我母亲得到消息赶来了。她为父亲不听自己的劝告而感到痛心，这看上去就是一场闹剧，可这样的局面还是让人哭笑不得。她未必没有在心里诅咒：平日的劝告总是不听，这下报应来了。这个看上去善良而柔弱的女人那一刻却显得非常泼辣，她冲上前去，警告那位治安员：“我男人并没有犯什么大法，你们可不敢对他动粗，否则我跟你们拼命……”

经历了那么一段小小风波的父亲并没有从此彻底抛弃他的嗜好，只要有老朋友相约，他多半还是会与人家去切磋一番。父亲有抽烟的习惯，这习惯大约在他年轻时就已经养成，抽得凶的时候一天会抽掉一包烟。我们兄弟几个都不抽烟，父亲对此表示赞赏。他常常当着我们的面说：“抽烟没什么好处，我还是把它戒掉为好。”

退休以后，父亲便真的开始戒烟。反反复复戒了几次，效果并不理想。直到前两年，他一抽烟便咳嗽得厉害，这才彻底戒了。常言道，烟酒不分家。父亲也喝酒，但并无酒瘾，在人多热闹的场合，偶尔也会喝高。平时在家，他很少自斟自酌的，因为他的酒量有限，稍稍过量一点便脸红。由于喝酒而误事的情况，在他身上鲜有发生。

小时候我们家住在农场，我经常和小伙伴们去门前的猪棚湖里钓鱼，自此对钓鱼便有了兴趣。但是在我的印象中，父亲从来不钓鱼，他对钓鱼似乎并不感兴趣。他是个急性子，对钓鱼这种极考验耐心的活动自然懒得去尝试了。相较而言，他更喜欢用网捕鱼。

在春夏之交涨水的雨夜，我曾经多次跟着父亲一起出去捕鱼。那正是鱼儿产卵的季节，池塘里的水沿着小沟往大的湖泊里放水，成群的鱼儿沿着小沟溯流而上。我们拿一张网子堵在了小沟的下游，断了鱼儿的归路。父亲穿着雨靴在小沟里一阵捯饬，鱼儿便惊慌失措地往下游逃窜，一头便扎进了我们布好的网子里。记得有一次，我们一下抓了十几条鲇鱼。

搭鱼也是父亲喜爱的一项活动。父亲在市面上买回一张搭网，然后准备两根经年的老竹，将网子系在竹竿上，一副搭网便做好了。讲究一点的会在两根竹竿的半腰拴上一节笋叶或是棕麻，用以防止水珠顺着竹竿滑到人身上。那时候湖塘属于集体的，归渔业队管理。父亲和渔业队的小组长王叔的关系不错，有时夜里要去湖塘捕鱼便会提前跟王叔打个招呼。搭网一般捞不着大鱼，多半只捕一些小鱼小虾，这样给一家人打打牙祭，王叔也只是睁只眼闭只眼了。

爷爷和奶奶在世时，每年春节我们一家人都要千里迢迢地回老家去过年。常年在外的我们一家人回来，老家的人对我们都是客客气气的。见了我，他们会说：“外地伢回来了。”父亲兄弟姊妹七个，作为家里的老大，大家对他都显得亲热而尊敬。

他年少时从这里走出去，在故乡生活了许多年，这里的一草一木乃至那些乡亲，他是那样的熟悉。踏上这熟悉的土地，脚下有一种沉甸甸的踏实，往日的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，亦真亦幻，仿佛就在昨天。二叔说：“大哥回来了就多住几天，屋里抹牌的人够，都可以陪你玩玩的。”二叔是个牌精，有空没空总爱找人耍牌。二婶在湾子里也是个厉害的角色，嘴巴子厉害，见人三分笑。二叔给人一种思思谋谋的印象，工于心计。

三叔年轻时是个木匠，手艺不错，早年还带过好几个徒弟。岁月无痕，这些年来，三叔的木工活愈来愈少了，日渐式微，他感叹自己落伍了，他的手艺也要荒废了。好在堂弟继承了他的衣钵，有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之势，他成了一个小小的包工头，三叔在他手下干些装模板的活儿。三叔说：“回来了就多住几天，过几天湾子里要搭台唱戏，大哥正好可以在家里看完戏再回去。”

四叔是个地道的农民，其貌不扬，为人实诚。他后来离开乡下去城里搞建筑，挣下了一份家业。与其他的几位叔叔不同，四叔从不耍牌，为人仗义，在乡亲间的口碑不错。每次我们回家，他又是给我们送豚（tún），又是送荸荠。父亲对母亲说：“老四真的不错，最舍得己呢！”

五叔年轻的时候当过兵，后来退伍转业了，工作一时面临着难题。从农村里出去，又回到农村务农，这在五叔是不情愿的。父亲抓住了一个机会，决心把五叔介绍到自己的单位工作。当初五叔在海军部队里是位炊事班长，有一手好厨艺。赶巧父亲单位食堂里缺人手，父亲将五叔的情况同领导一说，领导很快便爽快地答应了。

自此五叔便离开了农村，从此也成了一名工人。给五叔介绍工作也成了父亲一辈子引以为豪的事情。父亲一贯保持着严厉的本色，不仅是对我们，甚至对五叔也不留情面。

母亲为此不知道劝过父亲多少次，可他依然我行我素。五叔为人随和，性情忠厚，他坦然地面对父亲的呵斥，并不与他争执，时常笑呵呵的，反倒有时劝我们说：“你爸爸就是那个臭脾气，发完火后就没什么事了！”

五婶其实有机会随五叔出来一起工作，可终究有些牵挂家里，一年又一年，机会到底还是错过了。这样两个人就常年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，五叔大多数时候一个人留在厂里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。平时我们家里有什么好吃的，也往往会叫上五叔一起过来吃饭。家中菜园子里的活儿，五叔有时也帮忙干。

春节我们一家人回黄冈老家，大多数时候也是住在五叔家里。五婶很热情，将我们的衣食出行安排得很周到。

六叔是一名小学教师，在村子里算是一位文化人，湾子里有什么红白喜事，大家都请他出面。六叔大我不过十岁，我小时候回老家经常跟着他一起玩耍。滚铁环、炸鞭炮、玩火柴枪、躲迷藏，这些男孩子们玩的东西我们都玩过。六叔小时候很顽皮，对学习根本不上心。后来有一天他似乎忽然开悟了，他对家里人说，他一定要考教师。

爷爷以为六叔只是说说玩玩而已，没想到他像换了个人似的，一头扎进书本里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六叔考场上发挥出色，真的实现了自己当教师的理想。

七姑是父亲唯一的妹妹。七姑年轻的时候皮肤微黑，看上去有些胖胖的。即使是家里的老幺，又是唯一的女孩子，可是奶奶对她却没有一点娇生惯养的意思，反而格外严厉。七姑放学回来帮着家里做家务，稍有怠慢，便引来奶奶的呵斥。

奶奶常常旁若无人地奚落七姑道：“你这懒婆娘，这不做，那不会，看你将来怎么嫁得出去？”七姑虽然心中不服气，可嘴里却什么也不敢说。七姑念完初中辍学回家，帮助家里干些农活。七姑喜欢流行音乐，常常哼唱一些流行的歌子。为了方便唱歌，她把一些她认为好听的歌曲的歌词誊抄在一个本子上。

有一年我回老家，七姑问我会不会唱歌。乍一听到这个问题，我觉得有些意外，不知怎么回答她，嘴里终于说：“会……会唱一点吧！”七姑马上说：“会唱一点可不成，年轻人要多学会唱几首经典的歌曲才好。”我有些汗颜，为自己没有歌唱家的歌喉而惭愧。

七姑到底没有像奶奶说的那样嫁不出去，有个叫何斌的男人看上了她。但是何姑爷家里很穷，男人年纪也比七姑大了一圈，个儿不高，身体有些单薄。这也让大家并不看好两人的前程。然而七姑主意已决，她认准的事儿九头牛也拉不回来，在人们惊诧的眼光中她毅然决然地嫁给了心仪的男人。“情人眼里出西施”，这话一点不错，对男人是这样，女人其实也是如此。

婚后的七姑过得还算幸福，家里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。那何姑爷看上去虽说其貌不扬，似乎还有些悭吝、小家子气，但到底有一门修车的手艺，他在省城的一家汽修厂里工作，每月拿一份不菲的薪水，这在农村已是很不错的，足让人感到羡慕了。

每年春节我们一家回到老家时，我总会感受到家里人的那种欣欣然的热情。一向沉默寡言的爷爷脸上也绽开了笑容。他一生谨小慎微，老老实实做事，认认真真做人。他经历了人生的许多风霜雨雪，这让他变得更加敏感而执着。他甚至有些憎恨自己的懦弱与恓惶，而不像别人那么圆滑入世。

冬日里当我们与他一起挤在一张大床的被褥里睡觉的时候，他在床上辗转反侧。他有着自己的心思。第二天一大早起床的时候，他对人说：“我有意试探了一下，这孩子睡觉太实诚，夜里都不怎么动弹。”转而他对我说：“男孩子嘛，胆子要大一些，在被子里胡乱蹬踏又何妨呢？”我对他的逻辑感到震惊，那时候我的确是担心惊扰到老人家，在床上翻身的幅度的确不大。然而这在他却成了过分循规蹈矩的明证。

他的一生是历经辛酸与坎坷的一生。他十几岁时给财主家放牛，由于疏忽，不小心让那牛掉到高坎下摔死了。他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，害怕父母责罚，吓得不敢回家。他的一生是勤劳的，虽然历经波折，他欣慰于通过自己辛劳地付出，终于养活了一大家子人。

看到大儿子成家立业，他的心中自然感到欣慰。作为父亲，他的心中或许又有那么一点愧疚，只因早早地把老大赶出家门，逼迫他在遥远的异乡谋生。可是他能有什么办法呢？在那个艰难的时代里，许多父母不都是这么做的么？看似无情恰有情啊！

爷爷一天天老了，终于有一天病倒了。他每餐吃的食物很少，慢慢地越来越少，人也一天天消瘦下去。因为他的病情，每个人看上去都忧心忡忡，可又拿不定主张。等到他的病情愈发严重的时候，他被送进了医院。这一次他真的病入膏肓了，他被检查出患了食道癌。此后短短一个月过去，他匆匆走完了自己的一生。

爷爷撒手人寰，父亲的悲戚溢于言表，他再也没有爸爸了。这许多年来，他并不在老父身边，他被过继出去了，离家多里地，也只有在春节的时候才回家看看。老人家生病他是知道的，虽然是家里的老大，他也没有拿出什么主张，家里还有一大帮兄弟呢，他似乎担心有僭越的嫌疑。他为此感到懊悔。

为什么不早点去医院呢？尽管这或许并不能改变结果，但至少是不是会心安一些呢？就像几年前奶奶的去世一样让父亲感到心恸。我还记得奶奶生病时的样子，一个骨瘦如柴的老妇人，坐在一间阴暗房屋的大床上，嘴里喃喃呓语，眼眶凹陷，面色黧黑，她已经认不清人了。尽管医疗条件有限，如果能够尽早得到治疗，她的生命之火是不是可以延续一些时日呢？她注定陷入了儿多母苦的宿命。

作为家中的老大，父亲或许可以有所行动，牵头解决问题 。可是他到底什么也做不了。他想起了自己的经历，一切没有什么可抱怨的，他坦然接受命运对他的安排，已为人父的他，或许更能理解老父当初的决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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